用什么药能治白癜风茅威涛谈越剧:有世界的眼光才能有发展
茅威涛的家乡是桐乡。在她五六岁时,镇上来了一支勘探队。他们穿着圆口布鞋,用北京口音说着豪言壮语:“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敲敲打打”——他们的出现,引起了茅威涛的好奇。成为越剧演员后,茅威涛说:“我一直试图探索边界——越剧的边界、戏剧的边界、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。如果越剧是有局限的,那我就是要找到局限里的极限并突破之。”探索边界,是茅威涛率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锐意创新的源动力,也是她及“小百花”总是惹出争议的缘由。
熏陶来自样板戏
茅威涛生于1962年。她认为:“我的艺术养成与中国文化转型相关”。她少女时代受到的艺术熏陶来自于样板戏。“而改革开放后,中西经典文化都得到复苏”,她尤其喜欢上海译制片厂配音的外国电影,“直到现在,我得到童自荣老师的一个签名,也会激动得小心脏乱跳。看到他就感觉看到‘佐罗’了!”“小百花”刚起步时,我争取每周六去看两部内部电影——“那时候能看到内部电影,可了不得!”
“我其实是那个年代的文青”,她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杭州中国美院里看展览的情景,“学生们在宣纸上练书法,然后把这些宣纸揉成一团,在墙壁上连缀成‘书’和‘画’两个字。他们的这种方式,既揉碎了传统,又发扬了传统——我当时看得眼睛都发光了。”
“小百花”的诞生,也是被时代催生的。因为受邀前往香港演出,才成立了这支越剧团。“我们第一次吃到蛋挞、布丁、冰淇淋,觉得又好吃又不贵。此行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”于是,她联想到“中国戏曲的精神,如果不融入世界戏剧的语境,就无法与国际文化对接。”
不想成为“复印机”
茅威涛并不忌讳自己曾经高考落榜,落第后“闲来无事”,她就准备越剧考试。在当地艺校学了2年戏之后,进入桐乡越剧团2年多,然后加入“小百花”,并与这支团队共同成长至今。她把这30年分为3个阶段。“第一个10年相对被动,只是一个有思想的勤奋的演员;第二个10年开始有独立主张和意识,并逐渐成为每一部戏观念上的主导——我可以点破编导演他们最想要的;第三个10年我当了团长,这个团队的标识性更强了。”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“小百花”处于不断承袭优秀传统越剧的模式。“如果审美走到头了,再下去就要做‘复印机’了”,她反思道:“我演完《西厢记》之后,难道还要去演‘东厢记’‘南厢记’‘北厢记’吗?”就在她拿不出突围剧目,像困兽一样时,举办了一台名为《蓦然又回首》的专场,通过她演过的8个角色的心声来表达“困兽”的内心。
与此同时,郭小男因导演了具有创新意识的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而声名鹊起。“小百花”副团长冯洁与郭小男是同学,便邀请他来规划“小百花”的未来。他一句话点醒了茅威涛:“你扮演小生是很漂亮,但有没有想过,如果你俊朗的东西没有了,是否还能打动观众?”于是,“我们一鼓作气连排了好几部创新越剧,革了小生在观众心目中俊朗的命。”此时的代表作就是《孔乙己》——茅威涛剃掉头发“丑化”自己,就是为了表现“文化衰落之时,失去人生坐标的孔乙己以及对这个人物的怒其不争、哀其不幸。”这台戏找到了创新越剧的通道,引起了文化界的高度关注。随后,郭小男也成了“越剧的家属”。
站在又一“门槛”上
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说过:“越剧是喝着昆剧和话剧的奶长大的。”越剧发源于嵊州,兴盛于上海——上海始终是创新文化之地。茅威涛认为:“站在越剧第二个100年的门槛上,我们这一代人要不断地思考,是否能让越剧的家底更厚一点。”虽然当下戏曲整体面临式微,“但是不能像怨妇一样始终沉浸在悲痛里不作为,也不能停留在农耕时代的审美水平不进步。有世界的眼光才能有发展。哪怕是命题作文,也要拿出自己的答案来。”因此,浙江“小百花”和台湾的“云门舞集”,成为了国际戏剧节上最常见的中国戏剧团体。他们两者有一样的内核——以现代的方式演绎传统。
在德国威斯巴登五月戏剧节上,“小百花”带去了新创越剧《梁祝》。出于保存资料的考虑,他们邀请浙江卫视随团采访。演出完“楼台会”之后,有一位德国女性忽然悄悄离席。卫视好奇地跟上去问其为何离席,这位坐进休息室的德国大妈一边抹泪,一边说:“太感人了,我怕自己哭出来影响到别人……当一个人失去心中的爱时,全世界人心里的痛是一样的。”